“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”成现实 全科教育多地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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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
2019-10-09 11:38

  “刚出苗的豆芽,无论再怎么塑形,总是只有两瓣。所以,我们能不能先让豆芽长一长,别着急塑形!”武汉一个探索全科教育多年的小学教师,这样理解全科教育的重要性。

  今年以来,江苏、河南等多地试点培养全科教师。这个曾经为解决农村教师匮乏不得已而为之的教学模式的回归,也让“全科教育”这个陌生的词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。那么,在当前教改背景下,全科教师是否等同于全能教师?全科教育又是否等同于“包班制”?

  在这个学期开学“全科教师”在多地政策性归来时,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教师徐莉说:“你的数学未必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,但在我的课堂上,实验课肯定是语文老师教的。”

  从2008年开始,徐莉就一直尝试着打破当前小学学科细分的教育局面,探索一条能够拓宽教师课程自主权的教学方式。她一个人承担同一个教学班多门副科的教学工作,采用连堂排课的方式,将分散的课时打通使用,从而获得课程设计实施的空间,让更为灵活的教学时间容纳更为丰富的教与学方式。这被认为是一个教师的“合唱”。

  38岁的徐莉,毕业于江汉大学实验师范学院(今武汉城市职业学院),1997年参加工作。在她将近20年的教学实践中,一直都在尝试摆脱极端的教育。在徐莉的记忆中,她工作的第四个年头,便遭逢了一次教育的刻板。当时,从语文教师转入教务工作,徐莉仍兼任社会与思想品德教育。

  一次考试前,她向学校申请只参加期末统考,期中不考查她所任教的班级,理由是为了减少课堂组织和管理压力。而且,她将最难上的第二单元和比较有趣的第四单元进行了对调,先学习师生都比较感兴趣的内容。

  可没想到,学校的态度非常坚决,“你没有权力擅自调换单元顺序,作为一个资历尚浅的青年教师,你最应该做的是严格执行既定的教学计划,而不是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且自作主张。”

  相比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僵硬和呆板,让徐莉更受冲击的是,一个副科老师的常态是每周每班1-2节课,一周七八个班走一两趟,“一个学年的副科带下来,带了很多班级,最后发现走在校园里学生不认识老师,而我也基本都叫不上学生的名字。”

  她觉得,如果认识并了解一个学生漫长而艰难,怎么可能实现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选择和安排教育教学活动,动态地把握学科发展、儿童需要、社会需要三者之间的关系呢?

  她在教学笔记中这样叙述:大班额、班级授课制、分学科教学,为师生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设置了无数时空障碍。当师生之间相对更加自由的相处和交流被一再压缩,教师便渐渐成为离孩子的心最远的人。

  改变,发生在2008年的秋季。从此前几年课改教材编写中抽身的徐莉,向学校申请承担同一个教学班多门副科的教学工作。她试图走出摆脱班级授课制时间、空间、学习内容限制的一步。

  当时,她在教学笔记中这样阐述申请包班教学的理由:当教育教学缺少了师生情感和心灵的参与,多数时候也只好优先执行既定的教学计划,耗时耗力于控制课堂、控制学生。尽可能多地和孩子们在一起,观察进而理解他们,做出适合他们的课程设计与安排,是解决问题的路径。

  2008年秋季,徐莉开始同时教三年级某个班的品德与社会、科学、综合实践活动、校本课程四个学科,周课时数达到7—8节。

  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,徐莉的课堂是这样的:开学初的班会课上,她的开场白是“我的课堂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,但我想知道怎样来招待你们,大家最喜欢吃。所以,先请大家帮老师填一下调查问卷吧。”

  “校园里的植物都认识了?那好,以四人小组为单位,在校园里找到:一片紫红的乌桕叶子、一片鹅黄的樱花树的叶子、一片羽毛状的水杉叶片、一片褐色的梧桐叶、一粒女贞子的果实。回来告诉我,它们都长在哪里。”

  还有一个她带过的学生向媒体记者回忆,自己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:科学课上,徐老师让大家从二楼将装着生鸡蛋的保护装置扔下去,大家跑去楼下探看时都特别激动,回到教室后还一起思考、讨论。

  而学生们不知道,为了进行“包班”教学,刚开始尝试时,这个武汉市武昌区的学科带头人,经常要当学徒,跟着其他课程的老师上课。

  7年探索下来,徐莉逐渐厘清了自己的教学理念。比如,尝试不让铃声来主导教学。“如果这个学习内容是孩子们不感兴趣的,是否可以结束这个主题,或者另择合适的时空展开?如果这个学习内容激发了孩子们的热情,是否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体验和探索。”

  在教学中,她常常会把一个主题的学习内容集中在一个下午、一周或一个月中渐次展开。学习内容和上课时间不再被课表和铃声划得七零八落。

  而之前的现实是,在高度细分的教学单元里,老师很难有时间去了解孩子的想法,甚至导致了师生关系的紧张。以实验课为例,40分钟的教学中,前5分钟用来组织教学秩序,10分钟老师讲解实验原理,10分钟老师演示实验,最后5分钟老师用来点评,留给学生的实验时间仅有10分钟,很多学生连一遍实验都做不完。

  而当徐莉将分散的课时打通之后,她发现自己拥有很多时间和力气带孩子们认识身边的一花一木、一虫一鸟。这个过程中,“孩子们渐渐养成习惯,把花事、果事、虫事、鸟事第一时间分享给我,分享他们的发现和激动的心情。”徐莉说,当一个小女孩将毛毛虫捧在她面前,呈现发现的惊讶而非惊恐的表情时,她自己觉得和孩子们,有了一个共享和值得反复分享的世界。

  “我既不是采用级任制教学的包班教师,也不是采用科任制教学的学科教师,我有意识地在课程组织模式上选取更加灵活、多元的复合模式。”刚开始探索的时候,徐莉毫无前例可循,一切都需要自己去设置课程,

  为了完成创意作业,她自掏腰包,为班上45个孩子每人送了一份红包,最终,她也收到了45个红包的使用办法,有人给自己买了好吃的,有人帮父母买了菜,有人为同学买了礼物……

  有一年,有老师向徐莉反映,三年级3班的课很难上,学生都不积极互动。这个班,徐莉曾经发动多次,自选课程一个学期仅4个同学参加;无论怎么气急败坏,作业永远稀稀拉拉交不齐……

  但是有一次实验课,令徐莉没有想到的是,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她带来实验的各种苹果上。一节课下来,看、闻、摸、听,学生乐此不疲。

  至此,徐莉在这个班的课程设计中,永远跟吃有关。学习传统节日和民俗,带着孩子们搓汤圆、煮汤圆、吃汤圆。讲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时,一个人发一粒生板栗,随你细细剥还是使劲啃。

  这个过程中,孩子们的积极性和独立自主的意识、能力,逐渐被培养出来,甚至后来这个班级的学生会跟她开玩笑,“一看到徐老师就会淌口水啊!”

  这种方式,几乎成了徐莉设计课程的一个思维惯式。比如面对特别依赖父母的班级,徐莉会多组织孩子去户外活动,这个过程中,孩子会自己独立解决问题。

  甚至,她还安排了许多开放课堂的活动。邀请各个领域的奇人、专家来执教相应的主题;煞费苦心地安排访问社区、访问博物馆等校外实践活动……

  徐莉记得,在试验之初,她曾在班里做过调查,绝大多数家长表示“无所谓”。而一年后,很多家长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。

  在教职员工中,流传着这样的看法:“一个老师教几门课究竟是你的个人兴趣、个人成长路径还是学生的需要?”“职称晋升怎么办?”“每个课程都有自己的优势,怎么能融到一起上呢?”这是质疑最多的点。其实在徐莉尚未开始创新前的2007年,她曾借助学校运动会,尝试过融合教育。尽管效果不错,但单科教师总觉得不能尽情表现自己的教育水平。

  徐莉的这项创新实验,不断有老师加入进来,也不断有老师选择退出。退出的原因,除了单科教育老师能集中心思教学的原因外,更重要的因素在于,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细分到科目,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时必须填一个科目。教师职称评定也是依据单科进行的,这使得很多教师很难坚持从事复合教育。

  如今,在武昌实验小学,只有两名老师坚持着创新。而在推行“全科教育”的江苏,南京此前试点全科教育的多所小学,在一年后也部分选择了放弃。

  尽管有些孤独,但徐莉乐在其中。她常常以豆芽比喻自己的学生,“刚出苗的豆芽,无论再怎么塑形,总是只有两瓣。所以,我们能不能先让豆芽长一长,别着急塑形!”而她的工作,让这些“豆芽”能健康愉快地成长。

  十一长假之后,她的手机相册中多了一张照片——那是她带过的一个班级学生,上初中之后亲手绘制了一幅小学平面图。

  “你看,学生思念学校的时候,用我上课时教的式去表达,而且乐于跟我分享。”徐莉说,“这不就是对我教育的肯定吗?”